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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经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 推动政府转型 查看下一页

2013年02月06日 09:45 来源:半月谈 参与互动(0)

  流动改变中国

  ——流动中的中国(上篇)

  流动,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所在。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1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为2.3亿人。

  流动不止改变乡村,流动潮涌整个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社会资源依照市场法则重新配置,改革开启了城乡、区域、产业、阶层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流动,也催发了经济、民生、社会、文明的活力与希望。流动,无疑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我们翘首以盼的中国梦也因此而分外精彩。

  流动之美

  1991年,高中未毕业的湖南衡阳农村小伙李红平,跟着滚滚南下的打工潮,来到了广东东莞。他进的是一家服装厂,从最低层工种干起,生产服装的几十道工序都谙熟于心。“甚至机械修理我都会。”今年已经41岁的李红平,自豪地对半月谈记者说。

  正是李红平这样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成为流动中国的前锋与主力。上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政策使得沿海迎来了世界又一波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浪潮——这是流动中国的强大外力与历史机遇;而在中西部,人民公社的废除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被禁锢的农民重获职业选择与迁徙的自由。两个因素交汇在一起,催生出“打工潮”。当时像李红平一样,被称为“打工仔”的农村外出青年,开始以眼神迷茫、背着蛇皮袋子、扒火车的形象走向陌生遥远的城市。

  他们的行动创造了举世罕见的流动规模。2000年之际,中国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德国人口,而加上一部分拖家带口的非劳动力,相当于日本一国人口在流动。

  中国流动的特色为他国少有。遍布高楼大厦的城市,是中国农民工寻找工作机会、追求人生梦想、拥抱城市文明的场所,可故乡却有他们牵挂的老幼和维系他们生存保障的田地。庞大的农民工徘徊于城乡之间,进退两难:农民职业的选择已是可以充分流动,而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以及与城市户口挂钩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制度,却相对封闭保守。这种矛盾既使得中国成功避免了拉美国家的城市贫民窟,也遭受了“半城市化”带来的系列难题。

  “拿起电话,眼泪就下来,两边的人都哭。”李红平至今记得20年前,下班后和工友跑到公用电话亭给湖南亲人打电话时的情景。回忆这些苦难,李红平并不悲伤。正是基于这些苦难,李红平才获得了娴熟的工业技能、顽强的生存能力以及迥异于祖辈的见识与命运。如今,大量农民工以告别乡土、决绝出门的勇敢,吃苦耐劳的品质,忍辱负重的坚持,在流动的大潮中,迸发出人性之美、奋斗之美、创业之美。

  “人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这种农民流动,既区别于改革前的不流动,也区别于历史上农民为逃避灾荒、战乱而形成的难民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高度评价,中国农民工进城争取职业选择权利、迁移自由的进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流动中国的普遍内生动力。流动岂止在城乡?事实上,不仅仅是广大农民工,许多中国人的命运都在流动中得到了改变。跳槽求职的大学生群体、寻找投资之地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享受生活的旅游群体、异国圆梦的留学群体……流动大军的主体愈发多元,规模愈发壮观,范围愈发广阔。

  人们至今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那惊涛拍岸的下海潮,大批以政府官员、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导的南下弄潮儿冲破单位体制的束缚,奔向沿海特区,开垦神奇热土,放飞斑斓梦想。那是一个“英雄不论出处”的年代,再艰苦的条件也没有人叫苦叫累,对成功的渴望时时都在激励着创业者们。如今,企业家二次创业、大学生自主创业、“海龟”回国高端创业等持续掀起阵阵热潮,他们在流动中创业,在创业中筑梦,画出了流动人生别具的弧线美、动态美。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业英雄,大多经历了跨越体制、职业、社会地位的过程。大学英语老师马云1999年辞去公职创办阿里巴巴网站,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开拓者。而正是那些勇于跨越壁垒、向上挑战的“马云们”,让中国在流动中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

  流动,并不止于空间的横向“位移”,还衍生出社会阶层自下而上的纵向“势移”。2013年初,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透露,近3年来中央机关招考新录用的来自普通家庭的公务员达到了90%左右。尽管这一证明阶层流动自由的消息引发了社会争议,但无疑中国的阶层流动正向“橄榄形”社会步步迈进。

  整个中国都处于巨大的流动之中。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的春运大迁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的流动图景。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春运人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增长5.6%,近几年接近10%。2012年,春运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今年则将超过34亿人次。

  流动之利

  当李红平从珠三角回到家乡工作,他的身份发生巨大的变化。香港老板在湖南郴州市安仁县投资建了一个制衣厂,任命他当厂长。工厂从规划到建设到装修,都由他负责,2012年开始招工运转。他还骄傲地告诉半月谈记者,淘宝网上可以看到他参与经营的店。20年拼搏奋斗之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可喜变化。

  在流动中,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民工获得了财富与改变命运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前后,每逢春节之际,地方报纸经常会刊载当地邮局收到多少来自沿海汇款的“喜讯”。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连续三年增收超过城市居民。农民收入增量源于三个因素,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打工收入增加。

  流动,催生出“人口红利”效应,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劳动人口创造了中国GDP的20%左右。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于学军说,流动人口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地区而言,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沿海地区成了流动的最大赢家。浙江省东南部乐清市,是温州市首个工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县(市、区),也是中国有名的“电器之乡”。全市总人口接近130万,其中有一半是外来人口;城乡接合部的学校里,75%都是外来民工子弟。

  正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使中西部也获得流动之利。国家发改委已批复皖江、湘南等数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紧邻广东的湖南郴州市近三年投资超过400亿元,新引进转移企业近千户,转移企业排队入驻。

  湖南省在敞开大门的同时,以更为挑剔的目光承接着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新能源等产业。并非先发地区的长沙市汽车产业近年来迅猛增长,2013年预计产值过千亿元。长沙市经信委主任赵跃驷分析认为,重要因素在于中部的地理区位优势,可以减轻物流成本,从而吸引了许多著名汽车厂家的投资目光。

  四川省已经从产业转移中获利丰厚。号称综合实力为“中西部第一高新区”的成都高新区,建成面积超过130平方公里,已经形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以及精密机械三大制造产业。世界500强里已有200家落户成都。四川的人才优势以及正在改善的交通条件,让他们甚至可以“反梯度转移”其他省份了。

  流动,是冲破旧体制、催生新制度的主力军。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发布的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50%的就业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74.7%没有将养老保险转移到现工作城市;84.5%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无任何职业技术职称;3/4的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租房居住,房租超过流动人口家庭总支出的1/5;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公共服务,缺乏权利代言机构。流动,成了中国体制滞后的提问者。

  孙志刚事件,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取而代之为救助制度;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学生就学升学难,推动了义务教育阶段城区学校向农民工子弟开放,加速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改革……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利益分配中的不公现象、僵化滞后的行政和区域间的种种壁垒,正在流动中被考问、瓦解和变革。

  流动之势

  李红平的投资方,多年来一直在珠三角办厂,在安仁县办厂虽只是投石问路,但在新建厂房的同时,还建了球场,并配合当地政府在厂区建好了廉租房。2012年,制衣厂的招工情况不太乐观,但李红平信心满满,他竖起三根手指头说:“3年后就是农民工返乡高潮!”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报告指出,2011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首次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报告显示,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流向的主要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吸纳能力在增强。随着中西部务工收入增幅高于东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务工收入差距在缩小。

  农民工“回流”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沿海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从广东回流安仁县的务工人员,基本是本县和周边县的人。他们当中三分之一的人可以住在家里,每天骑摩托或电动车上班;农忙时节,工厂还会破例多放几天假。对他们来说,打工顾家两不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可以基本解决。

  流动中国的速度,就像这个国家的增长速度一样,将从高速转为稳定。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因为计生政策等的影响,中国过剩的劳动力供给正在减少,英国《金融时报》预测中国达到距城乡劳动力平衡的“刘易斯拐点”还有10年。业内人士认为,到底是多少年还有待商榷,但中国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必然减缓是不争的事实。

  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加速从沿海“回流”中西部地区。湖南省商务厅厅长谢建辉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正在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虽然沿海产业向内地的流动一直存在,但大规模转移的黄金期应该就在最近3到5年。

  政府公共资源将加速向农村“流入”。在湖南省长沙县,超过一半的投资已经投向以小城镇为载体的乡村,乡村的路、水、电,以及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与城区全面接轨。城乡分隔、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到城乡一体——这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经历的四个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加速向乡村辐射;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有望达70%;而当城市化达到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100%,换言之,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先行一步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探索城乡一体化之路已有多年,成为中国当今最富改革活力、最能体现时代发展特征的领地之一。作为西部地区的重镇,四川省会成都10年前就被赋予统筹城乡发展国家试验区的角色。如今,成都的农民即使进城居住,也可从乡村得到土地的收益。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九江市调研时指出,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

  随着人、产业、资金等生产力要素从城向乡、从沿海向中西部流动,中国现代化的难题将得到缓解,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利益矛盾也将逐步缓和。从这个意义上说,回流,无疑是流动中国的大势所趋。

【编辑:姚培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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