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廉洁风尚

    前不久，据《联合早报》报道：总部设在香港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在对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贪污”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发表了一个排行榜：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经济体，香港排名第二。
    由于新加坡在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表的环球贪污现象调查报告中，长期保持亚洲排名第一的最廉洁国家地位，廉洁形象近乎完美，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西方一些发达经济体如美英等国，所以廉洁已经成了新加坡的主要竟争优势。曾长期担任新加坡主要领导人的李光耀总结出两条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
    一、是对于贪污腐败，惩处的依据主要不是“数量多少”，而是着重于“贪污行为”。所以在新加坡，公务员哪怕只受贿一盒香烟，或者接受几块钱小费，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二、是公务员要以身作则。李光耀曾多次说：“在新加坡谁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对不能成为富翁。除非你身体力行，否则便无法维持这个体制。（见2003年10月10日《黑龙江晨报》）”
    我认为从“体制”而言，首先要求一个健全的体制，而领导人必须是实行的模范。更重要的是“自律”，而“自律”的维系，则是人的道德，而道德的持久性，又与宗教信仰和宗教诫条的约束力有关。
    “古来执政大官，廉仁博雅，鲜公之比”的徐光启在《辩法章疏》中说：“臣尝论古来帝皇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而天主真教，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由衷故也，”真是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视之今日而亦然。
    1993年3月，《历史文化教育杂志》在“正确认识宗教的两重性”一文中说：前几年，李光耀总理在谈到新加坡政府与宗教关系时指出：“我格外尊敬天主教，它对新加坡社会贡献很大，成为我国社会的有力支柱。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高等学府，孤儿院和医院都自律很严，根本不需要派人监督。所以我一向很尊重教会，我鼓励人们要有信仰，因为不论是信天主教，或是信仰别的宗教，都有助于抗拒不良风气和使人产生归属感。”
    新加坡政府在1989年10月发表的《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也肯定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它指出：“在新加坡社会，宗教起着积极的作用，宗教团体一直对国家作出重大的贡献。新加坡人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和道德上的指引，许多宗教团体不遗余力地从事办学校，帮助老人及残废人士，开设托儿所等。可以预见，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将与日俱增。”
    我国，至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如果我们能把宗教信仰，宗教道德与廉洁风尚协调起来，发挥各大宗教团体的支持力量，如新加坡，先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位居“国内第一阶梯”的大城市作为经济个体着手，我们相信，一定会在若干年内，跻身于“亚洲最廉洁经济体排行榜的前列”。
    我相信，甚至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位教友都会自发地、主动地为“廉洁风尚”出一分力，发一分光。因为我们严格遵守的诫命就是“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这爱人如己的诫命中，就包含“毋贪他人财物”这一条。也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格外尊敬天主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