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利、徐之交：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北京阜成门附近的耶稣会士府邸内，58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嘱咐了最后遗言：“我利玛窦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禄合译的书籍完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利玛窦所说的徐保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徐光启。
    “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徐光启在此基础上与利玛窦的“温和主义”交往，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成功模式。今天，人们在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年之际回望历史，仍能从利、徐之交中获得启迪。

世界地图引知音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纷纷在海外扩张势力。传教士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排挤，无法进入内陆。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客死中国南海上川岛前感叹：“磐石啊，什么时候才能撬开？”
    有了前车之鉴，利玛窦在中国做事分外谨慎。经过观察，他决定和儒生士大夫们交往，把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物品送给各路官员。高明的“交友之道”，令利玛窦得以辗转进入内陆。他发现中国读书人“重文轻理”，决定采取“补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
    最先引起徐光启好奇心的，还要数利玛窦带来的《万国图志》。这张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绘图技巧，标明经纬度、赤道、五带以及世界五大洲地文、物产的地图，彻底颠覆了中国人脑海中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已过不惑之年才考中进士的徐光启，对于军事、农业、天文等实务的研究热情，并没有被八股文所磨灭。《万国图志》让抱着富国强兵梦想的徐光启为之震撼。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说：“徐光启是用学习西学、恢复古学的方式，来发展‘新学’，寻求真理。”
    “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1600年，在恩师焦      的引荐下，徐光启和利玛窦终于见面了。

合译《几何原本》，促进利、徐之交
    利玛窦年长徐光启10岁，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与博学，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称他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除了室内各种奇形怪状的科学仪器，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科学典籍，也深深地吸引了徐光启。
    “徐光启与利玛窦真正的密切交往，是在初次见面的5年之后，同时，这种频繁交往的时间不过3年。”李天纲认为，就是利、徐两人这3年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605年开始，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自然发现了它的翻译价值。“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李天纲解释说，徐光启希望能摸清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所以，徐光启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中国人来说，几何学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利玛窦一度怀疑，徐光启要翻译《几何原本》是否是明智之举，坐在他对面的这个身着官服、斯文白皙的中年人却极其平静地回答：“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约有一年的时光，利玛窦每天风雨无阻地踏入徐光启的府邸。一年多后，利玛窦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徐保禄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写出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简练的中文对译，其中，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到“四边形”、“多边形”，甚至“相似”、“相切”等，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400年后，今人已经很难发现《几何原本》的诞生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晚清的梁启超却褒扬说，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这不免让人疑惑，梁启超是否刻意夸大其词呢？中国在缺乏系统几何知识的前提下，实现了世界历史上一度罕见的繁荣——至少，对传统社会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何的用处似乎不大。徐光启对此的回答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不仅是几何，徐光启还借助西方科技，复兴工程技术，兴修水利，引种番薯，制定《崇祯历书》。”李天纲说。《明史·徐光启传》开篇用33个字讲完徐光启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紧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李天纲评价说：“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徐光启只能是明代官僚中并不出奇的一员。因为在1600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和利玛窦一起切磋学问，会通中西，他才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从一干庸众中脱颖而出。”显而易见，遇见利玛窦是徐光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利、徐的相见和交往，影响了徐光启的一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利、徐之交’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成功模式。而康熙时代的‘礼仪之争’、‘闭关锁国’则是公认的失败模式。”在李天纲看来，当下纪念利、徐之交还有“另外意义”：当今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多多思考利玛窦和徐光启开启的“温和主义”路线，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产生误解，对自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