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俗本笃会士麦侍文执事获委任下届澳门圣若瑟大学校长

　　「天主教会大学暨高等教育基金」上月正式委任现任圣大宗教研究学院院长麦侍文（Stephen Morgan）执事，于下学年起接任薛沛德神父（Fr Peter Stilwell），担任下届圣若瑟大学校长。担任校长八年的薛沛德神父，贡献良多。麦侍文执事赞扬薛神父令圣大踏上一条稳定的轨道，但同时认为仍需打开更多的大门，又认为成为国内认可的大学同样重要，但重申这一关需时。现时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麦执事认为今次的疫情给圣大带来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圣若瑟大学不仅是一所小型大学，而且也是位于华南的一所天主教大学。这个状况将如何影响你下学年的新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我很荣幸被邀请成为下一任的大学校长。我来到澳门教授及撰写有关神学，并在宗教研究学院工作，其他的事，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在澳门居住，我希望能一直继续在［宗研］学院从事的工作。不过，获邀承担校长之责，是一份荣誉，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不过，因着薛神父担任校长八年，使这项挑战变得轻松了一点。他稳定了船舰，订定了大学应追求的一致目标，并聚焦于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身份、我们作为天主教大学的目标，成为澳门社区服务的地方，更广至大中华地区、大湾区，及至整个东南亚的教会，当然也包括葡语地域。因此，从此刻开始到正式上任的这段期间，我想做的就是尽量多与薛神父在一起。他很慷慨腾出自己的时间，坦率并开放分享他的资讯，与我分享事情的背景和挑战。我认为在整个过渡期，就是尽可能地跟随薛神父（对我们在同一学院任职是有帮助的），也可以在大学中更广泛地聆听。我的背景是本笃会传统，我是本笃会的在俗成员，我和我的孩子都接受本笃会的教育，本笃会会规的第一个单词是拉丁语「ausculte」 ，意即「聆听」。因此，我认为「聆听」也就是我接下来几个月的主题。

　　你刚提到薛沛德神父在过去八年所做的工作。他的某些工作是为了一些突破，但这些大门还没有完全被打开、被突破，这意味着你将有责任作尝试。我主要指出的是国内对圣大的认可……这将是你任务的主要范围之一，是吗？

　　这当然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我知道这件事是需要时间，建立信任需要时间的。事实上，这是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文化特色之一，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信任，一旦有了信任，就会非常牢固，可以让彼此之间进行快速的互动；犹记起九十年代我在香港时也是一样。这可能与欧洲人的习惯相反，人们常更依赖法律框架来确保信任，并承受其失败的后果。该系统更容易出现分歧，因为没有花时间建立这种信任。我们与中国开展的合作，非常令人鼓舞。

　　在今年一月，薛神父、副校长Rochelle Ge教授和我前往北京，我们受到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门等人热情接待，但是，这也是建基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建立的联系；这联系始于去年夏天我们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我们期待着与他们的具体合作，我认为，如果我们耐心地完成这项工作，为中国提供更广泛服务的机会自然就会出现。薛神父非常明智，他不试图强推进度，我当然亦不会试图令事情非自然地发生。你无法刻意地使人信任你。你必须证明自己的真诚，而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在缺乏这种支持下，大学在过去的几年中成功地重塑了自己。你说作为新校长的任务中，与你最相关的也将是「ausculte，聆听」。圣大是一所很小型的大学，创新是吸引新学生的关键吗？

　　我认为，圣大必须更具创新。两三年前，我听到一位澳洲大学副校长在英国的演说，指大学必须灵活变通，否则就会走下坡，慢慢变得没救。我认为这是对的，某程度上，作为一所小型大学，一所尤其是学术和行政人员都相互认识的大学，可以运作得更敏捷、更灵巧的，这是很多大型大学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为了回应市场的需求或政府的措施，会使我们能聆听对大学感兴趣的各个组群的声音，这可能是澳门教区、澳门政府、我们在澳门的学生，也可能是我们在教会内的同工，可能是更广泛的地区或葡语地区的学生和市场；我们可以更敏捷和更灵巧地去应对。但不利的是，大型的大学有更多资源的投放。也许我们必须稍为谨慎一点，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为何认真聆听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现时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我们希望你上任之时疫情便会结束，但届时你也将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这迫使世界各地的大学进行自我重塑，并可能在未来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在两个月前不会关注到的问题，但这可能是你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是的。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到来，但这些东西总是这样发生的。1950年代，有一位英国政治家哈罗德．麦米伦总理（Harold McMillan）被问到：「有甚么能让当总理变得困难？」他回答：「事件」，即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后果。我认为圣大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整个大学的学术部门、行政部门和学生，采用各种在线学习技术组合，来进行教学；这教学以及其教学速度，对于我和我学院的员工而言，涉及大量的工作。一开始准备的学期课程，是需要面对面进行互动，现在必须完全改变。我们仅仅损失了一周的课程，但实际上，学院的许多课程比原定计划只推迟了三四天便能开始。因此，这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至于对学生教育的长期影响，只有时间会证明一切。有趣地，我在教授的过程中，经验到有些学生在使用在线上课的互动比他们在课堂上更多；或许是因为沉默和害羞的缘故。当然，年轻人花大量的时间活在数码世界里，因此，他们在那里会相对比较舒适。我认为工作的质素已经可以与其他地方看齐，我们必须观望的是，在未来几年中，这将如何影响着我们。

　　另外，应该说是，［大学里的］每一个人均得到澳门政府、高等教育局和教育暨青年局的大力支持，他们展现了对新颖教育的思考模式持有开放的态度，以致在澳门提供真正的发展优势。纵使相对全球大型学府，澳门的大学也相对较小，但每个人的回馈都很好；我个人希望在整个疫情所带来的危机中，澳门政府表现出坚定立场，并能推动这一进程。如此，我敢肯定我们未来的教育将会非常的稳固。

　　我们谈论的是澳门最国际化的大学之一，惟圣大仍然没有招收中国学生的能力。这会如何影响圣大的国际性？未来——至少未来几年——在学术流动性方面，我们将看到较少的互动…

　　我认为这是较难实行的。没错，圣大是澳门一所具国际性的大学，我们有超过40多个国籍的学生，如果你包括教授在内，这数字则超过60；这令圣大一个十分独特的特征，而且是一个必须的特征。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而我亦十分肯定，是基于葡萄牙团体的外向因素，伴随着澳门教区孕育圣大时的团体，［两者的心态形成圣大的特征］。

　　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我十分肯定，疫情不会破坏学生对国际性研究的兴趣与热忱。这无疑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直至疫症在全球各地消失为直，而我亦相信明年也会更为困难。现时，我们看到新冠肺炎在欧洲肆虐，然后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刚刚开始，而我们有不少学生均来自拉丁美洲的葡语系国家。但是，我认为我们仍能保持乐观，全球的学生都意识到，在别的国家接受教育，总比在家中有较大的益处。庆幸地，我们也是一所以英文授课及运作的大学，当中有优有劣，但毕竟英文始终是一种国际语言。我之前也提过，英语并不是我的母语。在圣大，我们所有人都算是在一个不同环境与背景中工作，这也是一个挑战，但事实上能产生有趣的角度，学生能真实地从中受益……尽管如此，在这个层面上，我预计未来一、两年是相当大的挑战。

　　圣若瑟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某程度上看，这也是一个挑战吗？你将如何加强大学的天主教角色？

　　我重申，我十分庆幸能紧随薛神父的步伐，他在澳门花了很多时间向人清楚解释天主教大学的目标，就是价值观的见证，也就是人文价值。我们认为这［人文］价值观是建基于我们的信仰基础上，紥根于那创造、全知并爱每一个人的天主上，而这价值观是每个人重要的见证。数星期前，有一位大学的同事对我说——她不是天主教徒——她之所以留在圣大而非其他地方，全因圣大从上至下，都深信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即我们应该教育所有人，而且应作全人教育，她在这里遇到了这真实的感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说法，也是一个向人传达希望的讯息， 也是未来数年我们非常需要的其中一件事，特别在这场疫情的经历，这也是我们能够依靠的希望。我期望圣大、信赖圣大，且深信圣大能够在澳门，成为一个希望的象征与标记，并为这个可爱的城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