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耶稣会中华省会长李骅神父所言：虽然他的身躯静躺在菲律宾的耶稣会墓园，他的心却始终紧紧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连在一起。

2005年春，一个主日，来自温州龙港的薛纪福、李绍彩、陈绍利、方明曹和黄人在参与了徐家汇教堂的弥撒后，在教堂花园见了面，5个弟兄在龙港时多是福传会的骨干，今天在异土他乡见面格外开心，大家聊起了温州教友在上海的信仰生活

李立贞的女儿是“中华圣母会”的修女，她在这里感受到了教会大家庭的温暖，感谢天主能住在这样一个老人院。她说：“修女们不仅把我们的肉身照顾得异常周到，而且也特别关心我们的精神层面。

笔者曾访问过已故的石家庄教区副主教李保存神父，他提到：日本人进入总堂后，说找国民党兵，但日本兵不正经，去修女院、圣婴堂、养老院瞎闹，夏神父、贝神父出来阻挡，日本人就把他们锁到门房。

天光报也很好了，但天光报毕竟是教区性的报纸，报道外地的新闻相对少一些。我希望“信德”越办越好，增加一些神学思想的报道，国内国际教会的动态上更加丰富些，版面多一些。

弥撒当中第一个意向也是为你们祈祷，弥撒后谢圣体还是为你们祈祷，在中午祈祷时也是为这个意向，晚饭以前祈祷献上同样的意向，晚饭以后我在屋顶上散步，念四串分玫瑰经也是为你们，晚上睡觉前拜圣体也会为你们祈祷，一天七次，会多不会少。

100多个孩子一个也没少，艾伟德却晕倒了。孤儿今何在艾伟德被一辆牛车拉到了距离扶风不远的兴平宣教团。

(Shanghai:T’useweiPrintingPress,1927),Pg.43]故此，虽然名义上称之为修院，但实际上也只是李神父以师徒制方式教授学生。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22]周学健语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李著不慎将桑及其同事误当作耶稣会士，将黄安多和谈方济误为多明我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