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敬主的徐阁老

    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以礼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入阁为相。年岁既已七十，按大明会典，他可以退居养老。皇上批示则称赞他：“清淡端慎，精力正优，词林尤以资模范，不止休历一事。着安心供职。”
    徐光启身为阁老，位居尚书，在神父前，自称后辈。参与弥撒时，常为神父辅祭，进退仪节，丝毫不苟，背诵拉丁经文，按着译音，字声清晰。神父为他在经堂预备位置，排在众人之前，但他进堂与礼，却喜混在信友中，和他们一起坐跪。虽然在公私事务最繁忙的日子，他从不疏忽每天的神功：清早行默想、望弥撒，晚晌行自省、诵玫瑰经，日间也多次行祈祷。光启年逾七十，大小斋本可以免守，但他仍遵守不误。甚至效法神父们苦身克己，常打苦鞭、着苦衣，饮食力主清淡。他曾作《克罪七德箴赞》曰：“凡遇横流，务塞其源；凡除蔓草，务锄其根。君子式之，用涤其心。”
    光启因阁务殷繁，对翻译历书，只能每天归寓后，在灯下详译，理其大纲，订其繁节。
    崇祯六年（1633），光启升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因日夜忙碌，于年秋间一病不起。当他自知“溘露或不免于朝夕”，特请罗雅各、汤若望两位神父为他施行圣事。他三次行告解，恭领圣体；临危前领受终傅。家中人在京的仅有在历局任职的外甥陈于阶和来京应试的孙男尔爵，得在榻前送终。
    光启遗体于次日抬至圣堂，行追思弥撒，神父教友如失怙恃。崇祯帝闻丧，辍朝一日，追赠少保，溢文定。特遣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开丧行祭。又闻阁老终后清寒如洗，乃遣文官卞希孔赐白金表里、烛帛香油、白米柴炭，以行丧事。帝又赐祭九坛，加祭两坛。再遣行人张元始护柩回上海。1634年，公柩抵沪，暂厝于南门外的桑园。1641年，始营葬于徐家汇肇嘉浜畔的赐域。
    这次葬礼，共历三日：第一日，有140位教友手执白烛，从上海城内圣堂出发到南门外的桑园，最前有执十字架者引导，继之以耶稣苦难旗，有四位青年手执香炉，一路燃香前行。再后，有教友肩负一台，台中竖立十字圣架，台之四周烛火辉耀。最后为执绋的教友们手持念珠，高声颂念玫瑰经。及到桑园，公之子徐骥和孙儿们及家中众人向前迎接。公之子徐骥手受十字架置于厅中而朝拜，然后把十字架放在灵柩前面。第二日，到的教友更多。这次是从桑园到徐家汇，有十二里路程。出发时，最前是执旗者，旗上绘有公之主保圣保禄宗徒像，继之为诸天神以及诸天神之后圣母旗和十字旗，在旗的四周各有执绋教友手持白烛和香炉。再后为140位教友高声颂念玫瑰经。其后为两排扈从队，一排抬有许多物件，准备在墓地上分送给穷人的；一排执公的仪仗。随后继之以鼓乐队和许多官绅，官绅之后为领葬的潘国光司铎（P.Fr. BRANCATI），左右有公的两个孙儿随侍，再后为公之子徐骥扶柩步行。灵柩后面则为女眷坐轿送殡，以及许多教友。到了墓地，潘国光司铎做大礼追思，教友环绕灵柩，朗诵追思经。
    第三日清晨，举行追思弥撒后，即行葬礼。上海县知县首先到墓，用庄严礼仪代表皇上致祭。礼毕，由潘国光司铎举行圣教礼仪，祝圣墓穴后，灵柩下葬。
    徐光启墓，人称阁老坟山，在徐家汇天主堂西南。墓前石人、石兽、华表、牌坊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修，又于墓前另置大石十字架一座，并附有拉丁文碑石。石坊正中额曰“文武元勋”，右曰“熙朝元辅”，左曰“王佑儒宗”。正中额下题曰“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赠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阙”。又坊联右曰：“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左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

图为摄于1903年的徐光启墓前石牌坊。

    这座石坊高8米，宽约14米，为上海之最。1903年（光绪29年），为纪念徐阁老奉教三百周年（1603-1903），曾由江南教区重修。我在童年时代常去阁老坟山游玩，我记得在阁老坟上有两棵高数丈的银杏树。纪念一代伟人的这些历史文物，不幸在“文革”中全部被毁，荡然无存，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阁老坟山何处寻，肇嘉浜畔柏森森。
      文革破旧无子遗，常使后人泪满襟！”

图为将扩建的光启公园效果图，右为恢复的石牌坊，左为移建的南春华堂。

    文革后，墓地已辟为公园，就是今天南丹路上的“光启公园”。近闻有关文化部门正拟恢复石坊原貌，但将是仿古，而非真迹。
    四百年的历史，沧桑多变。天主教先贤徐阁老，尽管他生前的事业和死后的坟墓，均曾遭受过无情摧残，然而他在圣教史上、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辉煌业绩，永放光芒！“古来执政大臣，兼仁博雅，鲜公之比”的历史评价，在我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历史上，谁与“试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