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际闻名欧洲的中国教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亲历了中国的改朝换代，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就曾写下了记载明亡清兴的历史著作《鞑靼战纪》，被认为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与此同时，中国人在这一时期也首次来到了欧洲，1645年赴欧洲学习的郑维信（西方人称他为郑玛诺）是有确切史料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赴欧中国人。除此之外从1645年到1722年，还有3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最为著名，他们就是南明“外交官”陈安德、欧洲各国的上宾沈福宗和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

南明派往欧洲的“外交官”陈安德
    永历四年（1650年），南明王朝面临满清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永历朝廷王室大多为天主教徒，王皇太后、太监庞天寿等人为了加强和天主教会的联系并取得其援助，遂以教友名义上书罗马教宗与耶稣会总会长等人。朝廷任命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为使节，携带皇太后《上教宗书》和《耶稣会总长书》及永历朝廷秉笔太监庞天寿《上教宗书》，出使罗马。为了使欧洲人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庞天寿特命陈安德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最早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由于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陈安德的记载，因而其籍贯、生卒年月不详。但不少西洋文献都有记录，只是有Hien，Sin，Siu，Kin，Chin，Chen等多种写法，故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此人姓“沈”。现在学术著作亦有“陈”、“沈”两种称呼，本文则以陈安德称之。
    1651年元旦，他们从澳门启程，历尽千难万险，于1652年12月（一说11月）抵达威尼斯。威尼斯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随后，他们前往罗马觐见教宗。可是，教宗依诺增爵十世及教廷怀疑其任务是否得到南明朝廷正式授权，又加上当时耶稣会因“中国礼仪之争”而与其他修会产生激烈争执，使得出使任务遭到极大拦阻。教廷传信部为此召开了四次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南明使臣出使一事。卜弥格和陈安德在罗马一等就是3年。
    1655年，新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并交给他们《教宗复明太后书》和《教宗复庞太监书》，分别致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朝廷的艰难处境，但他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得到教宗回信的卜弥格和陈安德立即来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觐见葡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政府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从里斯本启程返华。但当他们抵达暹罗（今泰国）时，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明确表示不欢迎他们借道，以避免危害其正与满清建立的友好关系，他们不得已转赴安南北部。到安南时，已是1658年，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而不得入。在此，他们得知了王太后和庞天寿的死讯以及永历政权被满清逐出云南，流亡缅甸的消息。1659年8月，卜弥格终因操劳过度在中越边界安息主怀，当时只有陈安德陪伴在侧。陈安德将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找永历皇帝复命。此后，这名中国第一位赴欧外交官便没有了历史记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欧洲各国的上宾沈福宗
    沈福宗1657年生于南京，是继郑玛诺之后我国赴欧洲的留学生。沈福宗留学时随身携带中国传统典籍四十多部，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为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及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沈福宗没有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参加科举。他结识了在江南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后，从其学习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柏应理回罗马向教宗依诺增爵十一世汇报中国传教工作状况和一些请求。离华之前，他请时年二十五岁的沈福宗和著名书画家吴渔山等中国人同往欧洲。但只有沈福宗与其西行，吴渔山可能因体弱多病而未能起行。
    沈福宗一行于1681年12月5日自澳门启航，途经南洋各国，横渡印度洋，绕到非洲好望角，于1682年到达葡萄牙。沈福宗在柏应理的安排下进入培养初级修士的神学学校——里斯本初修院。他因聪敏好学很快掌握了所学科目。
    沈福宗在葡学习时，柏应理先行至罗马，请求教宗允许在中国使用中文举行弥撒。罗马教宗得知有中国人在欧后，表示想与之会见。于是，沈福宗从里斯本起身前往罗马，并与柏应理一起将一批中国典籍赠予教宗。这批典籍后被藏入梵蒂冈图书馆，这也是该馆拥有的珍贵汉籍藏本。之后，沈福宗进入罗马公学继续深造，并加入耶稣会。
    1684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应邀访问法国。9月，他们受到法王路易十四邀请，15日在凡尔赛宫觐见了路易十四。沈福宗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无不让法国人称奇。他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赠给路易十四，请求在法国出版，并出示了孔子像。路易十四不时向他提问，沈福宗向他陈述了一些中国习俗。他还表演了用毛笔书写、用筷子进餐等中国文化习俗，并介绍了有关中国汉字的知识，“中国有8万多字，需要费时30多年才能记熟，显示了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象力之丰富。”他还提到中国有很多学校和救济院。之后，他和柏应理还参加了一次王宫宴会，他们一行还参观了圣路易王宫，并在那展出了中国丝画艺术。沈福宗的访问提高了法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引起了路易十四对中国的关注。在沈福宗到达法国的第二年，路易十四即派出传教士前往清朝宫廷。他们带来西方先进的医药、化学技术，为清廷绘制《皇舆全览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沈福宗的欧洲之行可谓功不可没。
    访法结束后，沈福宗于1685年应邀出访英国，在伦敦与英王詹姆斯二世会面。英王邀请他出席宫廷宴会，并让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为沈画像，并将画挂于国王卧室。之后，沈访问牛津大学，拜会东方学家海德（Hyde），二人一起探讨了中国历史、哲学和语言等问题，沈福宗还教了海德一些中文。海德遗书中既有与沈福宗的拉丁文通信和《棋谱》、《升官图》、度量衡制，也有汉文与拉丁文对照的应酬语等。
    在英国居住了两年之后，沈福宗回到法国与柏应理重聚，然后又一起在比利时居住了一段时间。1692年，从比利时前往荷兰，等待商船返回中国传教。他们搭载荷兰商船启程返华，船到达非洲西海岸时，沈福宗突然染病，于9月2日在非洲东南的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附近安息主怀，享年三十六岁。

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人称“太阳王”，他在位时间长达72年之久。一方面他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大力扩展法国的影响，使巴黎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身边竟还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翻译——黄嘉略。
    根据法国文献资料记载，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名为Arcade Hoang，黄嘉略是他的中文译名。有学者考证，他中文原名应是黄日升，但由于长期以来学术论著中均称其为黄嘉略，故而黄嘉略这个名字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一致认同。
    1679年，黄嘉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学习拉丁文，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701年，黄嘉略在外游历时巧遇法国传教士梁弘仁，梁弘仁正准备前往罗马教廷就“中国礼仪之争”表达在华传教士的意见，他问黄嘉略是否愿意作为其秘书一同前往欧洲时，黄嘉略欣然答应。1702年2月，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起航，经过8个月的海上颠簸后，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随即他俩便赴罗马办理教廷事务。
    在罗马，黄嘉略陪同梁弘仁就“中国礼仪之争”进行多次辩论，历时3年才完成任务。1706年，梁弘仁和黄嘉略返回巴黎，等待教廷公布“中国礼仪之争”的最后裁决。法国王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昂获悉黄嘉略滞留巴黎后，就设法将黄嘉略推荐给了路易十四，不久黄嘉略便被正式任命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负责为路易十四翻译中文文件，并协助管理王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为了使黄嘉略安心留在法国，比尼昂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1713年4月，黄嘉略在巴黎和一法国女子雷尼埃成婚。
    路易十四交给黄嘉略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汉法辞典》和《汉语语法》，为了便于黄嘉略工作，比尼昂找来了东方学家埃狄纳·傅尔蒙和著名学者尼古拉斯·弗雷莱同他合作。在他们的协助下，黄嘉略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撰工作。现保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天文台图书馆的《汉语语法》，除了汉语口语语法外，还附有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显然这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汉法辞典》则由于黄嘉略的过早离世而未能全部完成，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疗部的1140页遗稿中，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黄嘉略和弗雷莱等人合作的丰硕成果，书稿的每一部分都考虑到了欧洲读者的实际需要。除了路易十四布置的工作外，黄嘉略还准备将中国明代小说《玉娇梨》翻译成法文，但当他翻译到第3章时，弗雷莱觉得《玉娇梨》不大符合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建议黄嘉略停止了这部著作的翻译，故而黄嘉略留给后人的法文版《玉娇梨》只有3章。
    傅尔蒙和弗雷莱在与黄嘉略的合作交流中，逐渐成长为驰名欧洲的汉学家。黄嘉略还与众多法国学者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探讨，连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人称为“中国通”的孟德斯鸠也曾多次上门拜访他。从黄嘉略身上，年轻的孟德斯鸠进一步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据研究，孟德斯鸠后来写成的《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主人公郁斯贝克的原型就是黄嘉略。
    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这个头衔听起来颇为显赫，其实在18世纪初，法国国王并没有很多中文文件要黄嘉略翻译。除了编撰两部书之外，路易十四也没有给过黄嘉略多少工作，所以黄嘉略的薪水不高，可以说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1715年3月，黄嘉略的妻子雷尼埃产下一女婴后不久去世，黄嘉略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幼女的责任。他一度曾想回国，但获悉中国康熙皇帝和罗马教会关系紧张后，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一念头。
    ■综合加利利人的博客、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