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中）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不停地换，他的官做得也 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天主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他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他一边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一边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制造等“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这些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编写《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观察天文、制定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入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的历书，终于完成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去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考忙乎了多长时间啊！但是，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颇受鼓舞，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然萌发。后来遇上了利玛窦，他又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拾童年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等领域，一点即通，自由穿行。（待续）
    孙利宁摘自《读者》2010年19期